5月25日，在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（ISCAS 2026）的主旨演讲台上，华为公司董事、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“韬（τ）定律”，提出以“时间缩微”替代“几何缩微”作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。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半导体行业掀起轩然大波。
大家为何反应这么大？因为过去几十年，全球半导体产业只有一个信仰——摩尔定律。1965年，英特尔创始人戈登·摩尔提出，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一倍。怎么做到？把晶体管越做越小，从微米到纳米，从几十纳米到几纳米。但现在，这条路已经快走到头了。
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物理定律不让。晶体管已经小到几十个原子的尺度，量子隧穿效应导致漏电、发热、信号串扰等一大堆问题。更关键的是成本：建一条3纳米产线要几百亿美元，一颗芯片的设计费超过10亿美元。晶体管是做小了，但每个晶体管的成本暴涨，整个行业都在焦虑：下一步往哪走？
华为给出了回答。晶体管变小是为了开关更快，互连变密是为了传输更短，集成度提升是为了减少数据跨越边界的次数——每一代技术迭代，本质上都是时间的压缩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直接以时间本身作为优化目标？这就是“韬定律”的核心主张：定义一套贯穿器件、电路、芯片、系统的特征时间常数τ，把缩短τ作为统一的优化目标。几何缩微只是手段之一，而不是唯一的那条路。
新框架下，原本被堵死的路有了迂回空间。华为通过“逻辑折叠”，把原本平面的电路布局立体折叠起来，让关键模块在物理距离上变得更近，在成熟制程上实现晶体管密度单代跃升55%，这个提升幅度过去需要3年的几何缩微才能做到。
华为发布“韬定律”之后，大多数人都在关注技术本身。但其实同样值得反复琢磨的，还有华为这些年来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。华为发布的年报显示：2025年华为销售收入8809亿元，净利润680亿元，研发投入1923亿元，占全年收入的21.8%。近十年累计研发投入更是超过13820亿元。
这份年报里，反复出现了一个词“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”——这说明华为的研发投入里，相当一部分钱不是解决当下问题的，而是投给了那些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”的东西。
据何庭波在演讲中透露，基于“韬定律”，华为过去6年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。但在“韬定律”这个理论框架被正式提出之前，华为究竟闷头干了多久，有多少次失败，多少次推倒重来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：这背后是一种愿坐冷板凳的强大定力。
中国企业里，敢这么花钱的不多。但华为并不是个例。今年全国两会上，科技部部长阴和俊在“部长通道”上公布了一组数据：2025年，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.92万亿元，强度达到2.8%，其中基础研究的投入接近2800亿元，首次突破7%，创历史新高。7%，看起来不过是个小数。但要知道，20多年前这个数字只有1.5%左右。
这些数字增长的背后，其实藏着一个更深层的转折。过去几十年，中国科技发展的路径很清晰——跟跑。用市场规模和工程能力把产品做到极致，这在追赶期非常高效。移动支付、高铁、新能源车，样样做到世界前列。但当你离对手越来越近，对方不可能让开身位，更重要的是，当外部技术封锁的铁幕落下，当原本被视作天经地义的技术路径自己都撞上南墙时，该往哪走？
今年4月30日，国家召开了一场规格极高的“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”，最高决策层亲自出席，明确指出要以更大力度、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。随后的5月，中科院党组在传达学习座谈会精神时，提出要“启动实施‘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’，以更大力度、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，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”。
这传递的信号非常鲜明——把基础研究进一步推向国家战略的前台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“源头”，是所有技术问题的“总机关”，就像没有麦克斯韦的电磁场方程，就不会有无线电；没有香农的信息论，就不会有现代通信，它不是解决“怎么做”，而是解决“往哪走”的问题。
地方布局同样印证了这个方向。比如上海，早已开始打造“基础研究先行区”。去年7月，上海召开了人工智能战略咨询专家会议，聚焦的三大议题之一就是“基础研究与前沿突破”。去年9月，浦江创新论坛青年科学家座谈会再次强调，要支持青年科学家“开展有组织、长周期、高风险、高价值的研究”。
必须认识到的是，基础研究这条路，听起来简单，走起来枯燥。它注定不是那种能在年报、季报里呈现成果的投入。今年投了钱，明年可能还是零产出，后年也看不到曙光。
这钱花得值不值？这种追问本身就是一种短视。一棵树的生长逻辑是：先把根扎下去，才可能有枝繁叶茂的那一天，根系在土里的生长，地面上是看不见的。
华为此次的厚积薄发就是明证。这不仅是一次惊艳世人的换道超车，也是中国创新转型的一个缩影。当越来越多中国企业、科研机构敢于把资源投向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”的领域，愿意用十年、二十年甚至更长的尺度来丈量创新的价值，换道就成了筑路——一条通往原始创新无人区的大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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